不知道是因为笔力的原因，还是因为生活阅历，本书主角对穷人的态度给我感觉过于矫揉造作，强行挤出眼泪，如同公知关心中国人民，仿佛白左操作黑人政治正确，都是自我感动。

因为主角的生活与这些穷人没有任何血肉联系，这本小说也没什么穷人视角，那就不可能真有那么实在的感情，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表演罢了。

鲁迅曾说：“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，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；对面是弄孩子。楼上有两人狂笑；还有打牌声。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。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我只觉得他们吵闹。”
鲁迅早年尚且是这种认知，何况是他人？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没有相似的经历，哪来的共情？
反正我对作者笔下的“伦敦”底层人民，很难共情。
别说我了，最近震旦事件舆论火爆的一大批既得利益精英，对当年被日寇杀害的中国平民，有任何共情吗？没有的！它们只在乎学生竟敢“告密”！大逆不道！相反，它们对日本人和美国人有很强的共情，认为大家都是普世人类，充满爱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它们生长在安全和平的环境，从来不需要面对侵略者的刺刀和炸弹，只需要防范同类的内卷，并在买办模式里，获得了巨大利益，产生了共同认知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。这让他们怎么对历史的我方立场产生共情呢？

太祖深入群众调查经济情况，不管对象是脚夫还是妓女。而主角，表面悲天悯人，却连睡在一张床上的索菲亚是怎样工作、生活、斗争的，都不怎么关心，仅仅是一个工具人而已。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勾心斗角和取悦白富美了。穷人在这里，也仅仅是一本小说的道具罢了。

其实我很喜欢看主角自我奋斗实现阶层跃升，在这个过程中收获美人实力的故事，不管他是自私的还是博爱的，只要不标榜不拧巴就行。不过这种主角我都不建议他们牵扯进阶级宏大叙事的主题里，专心致志往上爬，合适时机行个善就够了。因为他既不是统治者也不是底层，我认为大部分作者驾驭不了这种主题。

但小说里如果要谈阶级问题，不管解放不解放大众，那么作者就一定要注意主角的身份，考虑主角的生活环境了，别让割裂感那么明显，否则别人会觉得太虚伪。